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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丨深圳企业频频外迁:产业升级还是成本挤压?

6 人参与  2020年09月11日 01:54  分类 : 配资公司  评论

股票配资:调查丨深圳企业频频外迁:产业升级还是成本挤压?

“今年底合同到期就要搬了,最近在东莞、惠州、珠海这些地方找厂房。”深圳福永一名企业主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,他们村有三户人家,都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来到深圳打工并创业,已有20多年了,目前一户已经迁往省外,一户在惠州定好厂房在装修,他本人也准备年底迁厂。

历史上,深圳曾多次面临制造业出走的浪潮。近年来,“外迁”再度成为深圳企业界热议的高频词。企业外迁也引发业界对于深圳产业发展空心化的担忧。对此,深圳大学博士后杨海波表示,从短期看,对深圳产业会形成一定不利影响,但从中长期看不会出现产业空心化。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,深圳形成的粘性极强的产业链及强大的产业资源配置体系。许多外迁企业仍离不开深圳强大的产业配套体系。

不过,也有学者指出,深圳需要按照中央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,尽快连通,形成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,因为分工深化带来的进一步的产业扩张和创新,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。一边是企业在外迁,一边是面向全球火热招商,深圳的产业升级已在路上。

企业注销注册数均大增

证券时报记者从天眼查获得的数据显示,2015~2019年,深圳市新增的企业每年稳定在50万左右,5年新增逾254万商事主体。今年上半年深圳新注册企业23.5万家,居一线城市首位。

这些注销的数据中,很多属于关闭,也有一些是企业外迁。学界将企业外迁分为五个步骤,外迁需求-选址考察-投资建厂-产能迁移-全部搬迁。只有全部搬迁后才需要在注册地注销纳税人和法人。深圳主要是产能外迁,迁出的企业很多保留了总部、研发和中试,所以实际外迁的企业数量会比较大。

深圳市顺文佳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,主要从事手机产业链的模切业务,深耕深圳十几年,对手机产业链产能外迁这一过程有着切身感受。该公司负责人曾楚佳向记者介绍,目前客户中上规模的基本上都已经搬离深圳,“只要厂子有个1000人以上的,都搬走了,因为这种厂要求劳动力多,厂房大,在深圳较难实现。一般就在深圳留个总部,生产基地都在外地”。规模小一点的客户搬迁地以本省外市为主,较大规模的则多数将产能迁往其他省份。客户搬离深圳,对他意味着成本增加,一是物流成本,货品要通过快递发往外地;二是沟通成本,比如打样、现场沟通等,都不如以前便捷高效。

一位2000年初即在深圳从事拉伸膜业务的工厂老板也表示,好多客户都搬了,搬去东莞、惠州、珠海、河源的比较多,也有的搬去了越南、印度。“搬到珠三角的客户都还维持着;外省的看客户资质,好的就做;搬到国外的就不做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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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8月,林老板在江西的触摸屏工厂正式开工了。在此之前,他在深圳开了十几年的厂,规模最大时曾有500多名员工。“虽然厂区是在深圳原关外,但房租也已去到接近50元/平方米,工业用电1块,我们用电量非常大,利润已经很难覆盖到成本了。”

搬到江西后,房租只需6元/平方米,如果产能规模达标后,还可以免租,再加上税收优惠,以及电费、人工成本等降低后,状况将大为改善。最担心的是客户,多少会流失一些,但是工厂的两个最主要客户已经先期搬迁去了江西,所以不利影响在可承受范围之内。

林老板表示:“现在物流方便,从江西发货到深圳东莞一般都是隔天到,把交期稍稍延长一点,成本低了,也可以给客户报价稍微低一点,客户还是愿意做的。”

企业外迁隐忧凸显

2019年年中提交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《深圳市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》指出,2018年,深圳有9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现外迁情况,约占规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.1%,累计在深工业总产值600亿元,占当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.95%,企业外迁风险不容忽视。

报告指出,目前深圳制造业企业受扩张需要、综合营商成本上升、其他城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等因素影响而外迁,存在部分外迁引发整体外迁,龙头企业外迁导致供应链跟随外迁的风险,进而危及深圳产业链的完整性。

前述林老板的工厂,即属于跟随龙头企业外迁这一类。

杨海波表示,深圳外迁企业的主体有三类,总部位于深圳在其他地区设有子公司,总部位于深圳无其他地区子公司,以及总部位于其他地区在深圳设有子公司。每一类外迁的意愿与需求不尽相同,但总体呈现出三大特点。一是整体外迁的较少,但部分产能外迁的较多,深圳强大的产业配套和广阔的市场让企业具有一定依赖性;二是近年外迁呈现出加速现象,这与产业空间不足、房价租金高企息息相关;三是部分规上企业、高新企业外迁,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企业外迁比重很大,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深圳的创新能力。

数据显示,2006年至2007年的外迁企业中,产值在5亿元以上的仅占4.5%;而这一波外迁企业中,近五成企业为亿元工业企业,其中近三成为大型工业企业。以往企业外迁主体多为“三来一补”企业,行业领域集中在服装、皮革等传统优势产业,近年来电子信息等高技术行业成为外迁新领域,电子信息制造外迁企业占比接近四成。

此外,近年来飞利浦、三星电子、爱普生、奥林巴斯、霍尼韦尔等外企也陆续搬离了深圳。

很多深圳的优秀企业,在产能转移后,很快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。2015年左右,华为产业逐步向东莞转移。自2015年起,华为年年都是东莞市第一纳税大户。2019年东莞市表彰主营业务收入前20名企业,华为系以4632亿元稳居第一。欧菲光产能转移到南昌,获得2019年“纳税先进企业奖”。南昌欧菲光2019年营收213亿元,欧菲光年报显示2019年营收520亿元。总部在深圳的立讯精密,2019年营收625亿元,但属于深圳的只有55.5亿元。

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

随着城市的飞速发展,生活成本上涨、土地资源有限,成为深圳在发展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,企业外迁也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自发行为。深圳如何破解高成本挤压的“空心化”宿命?

“防止空心化?那平安大厦那个地方就不能盖平安大厦,那个地方应该搞一个大型制造厂,那样就不空心化了对吗?显然不是的。” 深圳市原副市长、哈尔滨工业大学(深圳)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唐杰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人们应该首先理解空心化的定义,不要认为制造业就不是空心的,不是制造业就是虚拟的、空心的。我们正走向数字经济时代,大量跟数字经济有关的创新内容,要集中在深圳,那么占地多的制造业就要出去了。不可能说这个城市又要靠制造,又要搞创新,既要金融,又不能放弃制造。

“现在看看我们用的电脑,是电脑这个机子重要还是软件重要?是软件,这就是虚拟的,没软件,有电脑吗?我们现在说美国用芯片卡我们脖子,不研究芯片,制造业也发展不起来啊。”唐杰认为,深圳未来就要按照中央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,尽快连通,形成产业链协同分工效应,因为分工深化而带来的进一步的产业扩张和创新,使产业升级成为可能。

历史上,深圳曾有三次制造业出走的危机,分别是1995年上半年,“三来一补”型台资、港资外迁;2003年左右,低端制造业外迁,仅有总部或研发中心保留;以及2011年到2012年,制造业成本高带来的外资陆续撤离。这三次的制造业撤离,并没有使深圳崩溃,反而使深圳从跟跑、并跑,跨跃到领跑。

杨海波认为,从决策者角度看,处在产业链核心地位的、代表科技竞争力的、影响未来发展方向的企业的外迁,要想尽办法挽留,保证深圳产业创新能力,比如要摸清有意向外迁企业需求(产业空间不足、租金压力等),在这基础上“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”,争取做到“有求必应”,精准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与困难。对于一定要外迁的企业,借鉴日本“母工厂”模式,鼓励与支持企业将总部、研发及中试留在深圳,保证创新能力不受影响。

他认为,早在2013年深圳就制定了未来产业的支持计划,扶持生命健康、海洋、航空航天等产业发展。当前,要结合先行示范区建设,深圳继续做大做强生命健康、海洋、航空航天等产业,还要在5G、人工智能、网络空间科学与技术等产业上持续发力,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,增强深圳的产业链安全及粘性。另外,鉴于深圳发展趋势,还要大力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,打通产学研的壁垒。

以5G建设为例。今年8月17日,在先行示范区建设一周年前夕,深圳宣布率先进入5G时代,5G标准必要专利总量全球领先,5G基站和终端出货量全球第一,重点建设深圳高新区、龙岗、坪山等5G产业集聚区,逐渐形成高端企业引领发展、上下游产业链深度融合的5G生态体系。

今年6月,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通告,就《深圳市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该方案列出了12大重点扶持领域,包括人工智能产业、区块链等产业以及其他新型业态等。

企查查数据显示,截至今年7月底,深圳市人工智能相关企业总量超过4.6万家。此外,全国范围内区块链相关企业4.4万余家,广东省相关企业最多,深圳区块链相关企业达5000余家,占比全国11.67%。返回股票配资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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