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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配资 《城市梦》:摆摊户和城管的对峙

10 人参与  2020年09月08日 13:03  分类 : 股票配资  评论

股票配资:《城市梦》:摆摊户和城管的对峙

纠结与矛盾

虽然是纪录片,但《城市梦》却使用了电影的双线叙事手法。一开篇,就把双方对立的调子给定了。

主角王天成来自河南农村,70岁,身患脑梗,带着一家五口来到武汉,做些小零售生意谋生,已经整整十四年了。

王家人一直在马路上占道经营,水电房租都不用交。城管经过测算,认为这个摊位一个月能产生两三万净利润,租个店铺理论上没有问题,又影响城市发展大计,按照法律,“钉子”必须要拔除。

但中国人不光讲法,也讲情。讲情,好像就有些说不过去。

王家一家不幸,王天成有慢性病,妻子患癌晚期,儿子打工丢了右手,儿媳也要干活养家。最重要的是,孙女王展萍刚上初中,成绩优异,是全家人的希望。

就算离开武汉,无处可依。临近结尾,王天成儿子儿媳回到河南农村老家,推开院门,祖屋颓败,墙壁开裂,摇摇欲坠,庭院中杂草长成了树,人都穿不过去。等于没有家了。

怎么办?

城管们了解情况,却也无奈,因为占道经营问题必须解决。再说,对于王天成一家的处理,周边商贩都看在眼里,如果这根“钉子”拔不掉,整个清理计划也就都无从推进。

对于城管的纠结,王家人心知肚明,应对的战略,就是一手打,一手谈。

王天成撒泼打滚,睡马路干扰交通,甚至干脆上手扇城管的脸。城管就连安安静静坐在一边统计销量也不行,王天成以“侵犯隐私”、“针对我这个老头子”为名,大发脾气,将执法记录本也给抢过来撕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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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管恼火,却又要讲究文明执法。只能上盾牌、上人墙,把老爷子围在中间。

“像个老母鸡一样保护着我们。”王兆阳对着镜头如此评价父亲。

影片开始不到10分钟,城管局工作人员发出一句感慨:“他们(摊贩)是生活的弱者,我们(城管)是工作的弱者,没有办法”。

城管难,王家也难。如何解决这个难题,成了萦绕全片的悬念。

导演陈为军的风格

根据公开资料,1992年,导演陈为军从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,随后在武汉电视台工作。1994年,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。但直到2003年,才因表现河南“血祸”题材的纪录片《好死不如赖着活》为众人所知。

频率上,陈为军算得上“高产”,几乎以每隔1-4年的频率推出新片。2007年,探讨小学生选举的《请为我投票》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单元;随后,2012年聚焦于贫困和教育问题的《出路》以及2016年纪录妇产科的《生门》,都在豆瓣上获得了接近满分的评价。

纵观这些影片,能够明显观察到一个趋势:随着时间推移,导演知名度越来越大,可调动的资源越来越多,画面也越发精致。另一边,在故事叙述和节奏上,导演的技法也随之不断精进。

《好死不如赖活着》中,或许是因为主角马深义一家几乎人人患有艾滋病,邻居唯恐避之不及,片中缺乏人际上的来往交互。为了填充内容,拍摄者和马家人之间进行了许多问答。这种手法并谈不上高明——纪录片拍摄重在客观,导演不宜介入过多被拍摄者的生活。

2007年的《请为我投票》讲的是三个小学生参选班长的事件,有“谁最终能当选”的天然悬念。三条线交织推进,形式上更加趋近于电影,娱乐性强了不少;

2008年《世界最大的中国餐馆》大约是因为BBC参与出品,受众主要是西方人的缘故,名义上是在拍餐馆,但用意却是在表现中国婚丧嫁娶的文化。因为素材的选取上缺乏逻辑,“猎奇”、“他者”视角等批评声音居多,被不少纪录片爱好者评价为“有失水准”;

2012年的《出路》和2016年的《生门》是引发讨论度最高的两部,前者讲教育和阶级,后者谈生死,都触及了大众心理最敏感的点。《生门》反响尤其巨大,还在2017年被进一步开发成了剧集形式。

《生门》剧照

从中不难看出,在陈为军的早期作品中,其总是不由自主地介入到生活中,体现更多的是记者思维,越到后来,导演本身就愈发克制,参与感越发弱,只是静静等待被拍摄者自己的行动。而在《城市梦》中,旁白和解说词几乎已经消失不见,完全是通过白描式的镜头语言来推进故事。

除了双线叙事,《城市梦》中对三幕剧节奏的运用近乎炉火纯青,在双方对峙的高潮处,还会用大鼓配音,选景上突出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紧张感。这是典型的商业电影表现手法。

事实上,《城市梦》的发行,原本并不在陈为军的计划内。早在2012年拍完《请为我投票》之后,陈为军就有退出的想法,但理想未竟,还是接着拍了几年。2017年《生门》上映后,他也曾多次向外界表示,这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。

但彼时《城市梦》的素材已经积累完毕,总不能半途而废,因此在制片人支持下,团队又进行了数年的后期工作,这部影片终于在今年得以面世。

首映后,陈为军通过视频在线的方式与观众进行告别,表示因为身体原因,《城市梦》将是他最后的收官之作:

“我的大部分作品拍摄的是武汉人,讲的是武汉的故事。喜欢我片子的朋友,就在此别过了,谢谢大家。”

票房和发展

8月28日,《城市梦》正式上映了。上映首日,这部电影只拿了50万出头票房,排片占比仅有区区0.1%。

如今,不到一周过去,这部电影在各个APP的排片榜上几乎找不到身影。打开票务软件查询,每个城市只有两三所影院放映,且都只排了一场。如今,《城市梦》的累计票房在220万,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已然不高。

纪录片是实际生活的切片,展现的多是人与环境、生活的交互场景,戏剧性往往不强,娱乐性更是缺乏,因此票房天花板明显:除了《二十二》等少数在题材上恰巧击中了全民共同记忆的片子冲击了亿元级别,其余大部分都仅在百万,甚至数十万级别。

票房天花板低,投入却并不菲。虽然对演员卡司,光影音效等方面要求不高,但最大的投入,就是主创团队的时间。

纪录片没有写好的剧本,一切只能等待生活自然发生,否则就违背了其本来意义。而寻常人的生活中,大部分时间本就缺少波澜,因此只能堆时间,常年跟踪拍摄。在积累足够素材后,再慢慢从中挑选出精华,组织逻辑。

告别视频中,陈为军就表示,这部影片其实早已拍完。无奈素材太多,工程量巨大,实在没有信心完成。但好在支持者众多,在整整四年的剪辑后期制作后,影片才终于得以面世。

背靠武汉电视台,因《出路》《生门》等片声名鹊起,陈为军本人想必已经不会再为经费问题而发愁。但纪录片行业整体的困境,依然是个问题。

一名制片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,目前,国内的纪录片拍摄主要分为三种。一是政府相关部门主导的项目,题材多以历史、人文为主,或与各地旅游景点配套的宣传片。这些项目通常经费充足,只需按部就班完成相关单位下达的任务即可;

二是电视台、影视公司、互联网平台等机构自制或委托生产的纪录片。因为有一定预算,导演的生存状态相对也较理想,但在创作自由度上会受到诸多限制,不便实现自己的想法和追求。

倘若想要在完成任务之外照顾到自己的追求,就只能脱离团队,自行主导项目。许多画质、拍摄较为粗糙的地下独立纪录片都是这种产物。近年来,以徐童的《麦收》《算命》《老唐头》的“游民三部曲”最为知名。但这种路子看似自由,却很容易陷入另一种窠臼:购买方多是海外片商,因此需要优先满足的是海外观众对中国的猎奇心态,意识形态也被后者左右,需要不断从底层挖掘素材来获得国外片商资金。

其实还有自然纪录片。但因为所需要的资金投入十分巨大,对拍摄技巧和经验的要求相当之高,且投入产出完全不成比例,目前国内少有团队涉足。即便放眼全球,自然纪录片领域也处于BBC一家独大的局面。

“最主要还是缺钱。像BBC那种,太奢侈了,我们也就只能看看。”这名制片人直言。

万事开头难。因为市场前景不明,倘若没有政府或公司扶持,独立纪录片在立项之初,资方多持观望心态,因此,几乎每个独立纪录片的导演都有因现金流短缺而被迫借钱、贷款、甚至抵押房产的经历。在一次媒体采访中,《二十二》导演郭柯也曾表示,拍摄过程中资金短缺是常事。

如何在题材上兼顾社会议题和情绪,并在资金上构建一个健康的循环,业内一直缺乏一个完善的机制。

虽然不像商业电影、电视剧一般容易引发大众讨论,但一部好的纪录片带来的社会效用也不容忽视:据公众号“城管驿站”报道,8月27日,东西湖区径河街城管所组织城管队员、环卫工人和辖区经营户共同观看了《城市梦》点映。观影结束后,双方进行了交流,表达了对对方的理解。

能够通过一部影片使得对立双方和解,进而引发大众镜头之外的思考,这恐怕就是《城市梦》这类独立纪录片的意义所在。返回股票配资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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